高血压及其共病患病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研究
摘要
关键词
高血压;共病;老年人;抑郁;CHARLS
正文
1研究背景
高血压是世界上最常见的重大慢性疾病之一。它是心肌梗死、中风、肾脏疾病、充血性心力衰竭等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严重消耗有限的医疗资源,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指出中国有2.45亿人患有高血压,高血压的发病率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根据2022年第七次人口普查,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9.8%,约为2.8亿。2022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新生人口多增了312万,老年人口的增长高于新生儿,进入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期。抑郁症是一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情低落为主要特征的情绪障碍,患者表现为对刺激缺乏反应、兴趣减退、精力缺乏、反应迟钝等,严重抑郁者甚至会选择自杀,因此目前抑郁等心理方面的疾病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同时具有多种长期且需要复杂和持续治疗的健康问题”是世界卫生组织对共病的定义。共病可能会使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易出现意外伤害、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给家庭造成经济负担等[1-2]。
2研究意义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高血压等慢性病已逐渐成为社会突出问题。患高血压通常会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老年高血压患者也极易产生抑郁[2,9]。老年高血压与抑郁显著相关,老年高血压患者更易出现伴随性的抑郁症状,截至2018年我国老年人中高血压合并抑郁症状的发病率达到13.6%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3]。研究高血压及其共病对中国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对提高我国老年人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3数据来源与方法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2018年CHARLS数据库。本研究选取≥60岁具备完整慢性病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Stata16.0软件与SPSS23.0软件对筛选出的样本进行对样本的人口学特征、生活行为方式、健康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建立分析多因素Logistics回归模型,进而探究高血压及其共病患病对中国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研究选取完整信息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抑郁量表与“是否有医生曾经告诉过您有以下这些慢性病”这一问题答案中任一项缺失的样本删除,再将关键变量缺失、异常的样本删除后,最终纳入研究的样本为1619人。
3.2变量测量
(1)共病测量
2018年CHARLS项目调查的慢性病共有14种。本研究确定老年人是否患有慢性病及患几种慢性病,是根据问卷中“健康状况与功能”部分里医生告知患者慢病患病情况来判断的。对“慢性病共病”定义为个体至少患上述十四种慢性病中的两种疾病;对“患高血压及其共病”定义为患有高血压的同时还至少患有其他十三种慢性病中的一种;对“慢病仅患高血压”定义为十四种慢病中只患有高血压;对“不患慢病”的定义为不患十四种慢病中的任何一种。
根据老年人患慢性病情况,将样本分为三组:患有高血压及其他慢性病(下文简称为高血压及共病组)为一组,共274人;14慢病种中仅患高血压的患者(下文简称慢病仅患高血压组)为一组,共173人;无14种慢病中的任何一种慢病的老年人(下文简称无慢病组)为一组,共1172人。共计1619人。
(2)控制变量测量
年龄:由问卷调查的访问日期与调查对象的真实出生日期计算得到,并将其分为3个年龄组,分别60~岁、70~岁、80~岁。居住地:按调查对象的目前居住地情况划分为城镇和农村。婚姻状况:通过询问调查对象的目前婚姻状态,合并后将其分为2类:单身、非单身。文化程度:通过“您现在获得的最高教育水平是什么”这一问题来了解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最终将文化程度分为2组:未接受过教育为文盲、其他为非文盲。吸烟情况:研究对象回答“仍然抽烟”或“已戒烟”都算作抽烟。饮酒情况:根据研究对象对于是否喝酒及喝什么酒问题的回答,将每月喝酒超过1次的研究对象判定为有饮酒行为,每月饮酒少于1次的研究对象判为无饮酒行为。体育锻炼:通过调查对象回忆每次运动至少十分钟的活动及每周有没有至少持续做这种类型的活动十分钟,回答选项为“否”则为较少锻炼,为“是”则为经常锻炼。社交活动:通过调查对象对“过去一个月是否参加了社交活动?”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判断有无社交活动。若回答为“以上均没有”,则判定为没有社交活动;若选择了其他社交活动中的任意一项,则判定为有社交活动。睡眠时间:根据受访者在过去一个月里平均每晚睡着时间,将其划分为3组:小于4小时、4~9小时、大于9小时。满意度部分:尽管健康满意度为受访者的个人感受,但也反映了受访者过去及现在的健康状况。此问题共五个选项,将前三个选项,即“极其满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归为满意;将后两个选项,即“不太满意”“一点也不满意”归为不满意。
采用抑郁水平评定量表来测量调查对象的心理健康状况。抑郁量表共有10个选项相同的问题,对于负向的问题,4个选项分别记为0,1,2,3分;“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很愉快”则采取反向计分,对于“不知道”或“不想回答”的选项记为0分,最终将评分≥10定义为有抑郁症状[7]。
3.3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STATA16.0与SPSS23.0软件,对问卷调查中所获得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主要对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生活行为特征、抑郁症状和高血压及其共病等健康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7]。以调查对象是否抑郁作为因变量,纳入性别、年龄、患者的慢病患病情况等因素,选择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高血压及其共病患病对抑郁症状是否存在影响,当P<0.05时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共纳入1619名老年人,其中男性918人(56.7%),女性701名(43.3%);年龄分布为60~95岁,总体平均年龄(69.23±6.358)岁,男性平均年龄(68.95±6.125)岁,女性平均年龄(69.59±6.638)岁;居住地在城镇的有406人(25.1%),农村1213人(74.9%),农村人数远多于城镇人数。慢性病总体患病率为27.6%,共447人;慢病中仅患高血压的比例为10.7%,共173人;患有高血压及共病的比例为16.9%,共274人;患抑郁症状的共有399人,抑郁症状发生率为24.6%。详见表1。
表1 养老老年人的特征(n=1619)
特征 | 分组 | 调查人数 | 构成比(%) |
性别 | 男性 | 918 | 56.7 |
女性 | 701 | 43.3 | |
年龄(岁) | 60~ | 1000 | 61.8 |
70~ | 471 | 29.1 | |
80~ | 148 | 9.1 | |
居住地 | 城镇 | 406 | 25.1 |
农村 | 1213 | 74.9 | |
婚姻状况 | 单身 | 348 | 21.5 |
非单身 | 1271 | 78.5 | |
文化程度 | 文盲 | 483 | 29.8 |
非文盲 | 1136 | 70.2 | |
是否吸烟 | 吸烟 | 131 | 8.1 |
不吸烟 | 1488 | 91.9 | |
是否饮酒 | 饮酒 | 505 | 31.2 |
不饮酒 | 1114 | 68.8 | |
锻炼情况 | 经常 | 787 | 48.6 |
较少 | 832 | 51.4 | |
社交情况 | 有 | 771 | 47.7 |
无 | 848 | 52.3 | |
睡眠时长(小时) | 少于4h | 115 | 7.1 |
4~9h | 1408 | 87.0 | |
大于9h | 96 | 5.9 | |
患高血压及共病 | 是 | 274 | 16.9 |
否 | 1345 | 83.1 | |
慢病仅患高血压 | 是 | 173 | 10.7 |
否 | 1446 | 89.3 | |
慢病组 | 有慢病 | 447 | 27.6 |
无慢病 | 1172 | 72.4 | |
是否患有抑郁 | 是 | 399 | 24.6 |
否 | 1220 | 75.4 | |
满意 | 1424 | 88.0 | |
不满意 | 195 | 12.0 |
以是否有抑郁症状(否=0,是=1)为因变量,纳入患病情况、性别、年龄和居住地等因素构建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程。如表2,相对无慢病,患高血压及其共病将增加患抑郁的风险,具有统计学意义(OR=2.552,95%CI=1.919~3.395,P<0.001);居住地在城镇会减小抑郁发生风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OR=1.542,95%CI=1.145~2.078,P=0.004<0.05);吸烟会使老年人发生抑郁的风险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OR=0.457,95%CI=0.303~0.689,P<0.001);男性患抑郁的风险比女性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OR=0.639,95%CI=0.486~0.838,P=0.001);睡眠时长小于4小时会增加抑郁发生的风险,具有统计学意义(OR=2.844,95%CI=1.568~5.156,P<0.001);有社交活动者抑郁症状发生的风险比无社交活动者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0.761,95%CI=1.036~1.688,P=0.024<0.05)。
表2 研究对象抑郁症状发生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因素 | 分组 | 参照组 | β系数 | 标准误 | OR值 | P值 |
患病情况 | 慢病仅患高血压组 | 无慢病组 | 0.122 | 0.198 | 1.130 | 0.538 |
患高血压及共病组 | 0.937 | 0.146 | 2.552 | <0.001 | ||
性别 | 男 | 女 | -0.448 | 0.139 | 0.639 | 0.001 |
年龄(岁) | 60~ | 80~ | -0.055 | 0.212 | 0.947 | 0.796 |
70~ | 0.015 | 0.226 | 1.015 | 0.946 | ||
居住地 | 农村 | 城镇 | 0.433 | 0.152 | 1.542 | 0.004 |
婚姻状况 | 非单身 | 单身 | -0.212 | 0.140 | 0.809 | 0.131 |
文化程度 | 文盲 | 非文盲 | 0.033 | 0.138 | 1.033 | 0.813 |
吸烟情况 | 不吸烟 | 吸烟 | -0.782 | 0.209 | 0.457 | <0.001 |
饮酒情况 | 不饮酒 | 饮酒 | 0.095 | 0.141 | 1.100 | 0.501 |
社交活动 | 社交 | 无社交 | -0.274 | 0.121 | 0.761 | 0.024 |
睡眠时间 | <4 | <9 | 1.045 | 0.304 | 2.844 | <0.001 |
4~9 | -0.313 | 0.245 | 0.732 | 0.202 | ||
锻炼情况 | 较少 | 经常 | -0.065 | 0.118 | 0.937 | 0.581 |
抑郁症已经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全世界每年有5%的成年人患有抑郁症,且这一数字仍在上升中。抑郁症对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未被充分认识的社会和经济损失[4-5]。
本研究采用CESD-10量表测量中国老年人群抑郁症状发生率为24.6%。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居住地、婚姻情况、睡眠时间、文化程度、有无社交、是否饮酒均为中国老年人群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
女性抑郁症状发生率为28.82%,比男性抑郁发生率21.46%高,存在统计学差异,这与当前科学研究得到的普遍结论一致,即女性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特质有关,中老年的女性处于更年期综合征高发期,对外界的变化刺激更加敏感;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为26.30%,高于城镇的19.70%,老年人抑郁状况在城乡与地区之间出现不平衡,经济水平的低下带来的生活环境差、医疗水平以及社会保障不完善,可能使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降低,最终导致抑郁情绪更易出现;本研究发现非文盲人群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低,可能具有文化水平的人群更善于调整自己的不良情绪;睡眠时间短的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的风险较高,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减少抑郁的发生[26];不饮酒的老年人抑郁发生率高于饮酒的老年人;无社交活动老年人抑郁发生率高于有社交的老年人,可能是因为子女都已成家立业,很难抽出更多时间陪伴老人,而社交可以缓解老年人内心的孤独感[6-8]。
结果显示,患高血压及共病、性别、居住地、吸烟情况、睡眠时长都可能是抑郁症状发生的独立因素,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这也说明了,在均衡了性别、年龄、居住地等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后,高血压及其共病仍可能导致抑郁症症状的发生(P<0.001,95%CI=1.919~3.395),高血压及共病组的老年人抑郁发生的可能性是无慢病组老年人的2.552倍。
研究显示,高血压与抑郁症状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高血压对抑郁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9-10]。本研究显示,患高血压及共病组的抑郁发生率为41.24%远高于无慢病组的20.99%(P<0.001)。此结果表明,高血压及共病与抑郁存在一定的关系,证明患有高血压及共病人群比不患慢病人群更易出现抑郁症状。
慢病仅患高血压组的抑郁发生率为23.12%,高于无慢病组的20.99%,P=0.550>0.05,结果不显著,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相比无慢病人群,我们也应当给予患慢性病人群更多的关注,预防和减缓其抑郁症状的发生与发展,从而减少抑郁的症状发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11-12]。
在高血压及共病的预防和治疗过程中,应及时关注患者的抑郁状况,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女性、农村、吸烟、无社交、睡眠时间短的高血压及共病患者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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